在《青光》的姓名问题号上见到《仲贤的话》,才知道在上海城内有一个和我同姓名而且似乎同籍贯的“儒医”。承仲贤先生指出,又代为声明,这是我要感谢他的。但是我的姓名之与别人相混,却并不是自这位儒医始,所以我就想到写这一篇小文。
这是“五四”那一年的春天,我从东京的书店接到一本寄给北大法科周作仁君的Nicholson的《经济学》卷一,价十……元,就在我的账里扣去了。我自己不会读这类的书,又恐怕需用的人在那里焦急的等着,所以不把他寄回去,却写信给法科的周君,叫他到我这里来取书。岂知等了一个多月,杳无消息,于是又登广告访求,这才得到了一纸回书,说因为某种理由,不要这书,而其责任则全在书店方面。没有别的法子,只好把《经济学》寄回去,说明其中的曲折,前后三个月才把这件纠葛弄清楚。这是我因为姓名和人家同音的缘故,肩了一回“水浸木梢”的故事;幸而那位周君不久往外省去了,在他未回北京以前,我大约可以安心没有代收《经济学》的差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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