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启无写《近代散文抄》的序还是在两年前，到了现在书才出版，再拿起原序来看，觉得这其间的时光仿佛有点辽远了，那里所说的话也不免有点迂远了，便想再来添写这篇新序，老老实实的说几句话。
启无编刊这部散文抄，有益于中国学术文艺上的地方很多，最重要的是这两点，其一，中国讲本国的文学批评或文学史的，向来不大看重或者简直抹杀明季公安竟陵两派文章，偶尔提及，也总根据日本和清朝的那种官话加以轻蔑的批语，文章统系仿佛是七子之后便由归唐转交桐城派的样子，这个看法我想是颇有错误的。他们不知道公安竟陵是那时的一种新文学运动，这不但使他们对于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不能了解其意义，便是清初新旧文学废兴也就有些事情不容易明了了。
日本铃木虎雄的《中国诗论史》上举出性灵一派与格调气韵诸说相并，但是不将这派的袁子才当作公安的末流，却去远寻杨诚斋来给他做义父，便是一例，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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