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为《国闻周报》写过三篇《日本管窥》,曾答应王芸生先生说,末了还有一篇其四。可是一搁就是一年半,不曾交卷,愈搁愈不好办,到得现在虽想决心清理,这本卷子却无从下笔,着实感到为难。这缘故自然一半在于我自己的懒惰,一半也总为题目的难做。本来只要熟读了《东莱博议》,天下没有不好做的文章,其诀窍便是趋与避耳,趋即投机,应该怎么说的就怎么说,避即忌讳,不应该说的就不说是也,不佞未尝不读过《博议》,而且也作过管仲或汉高祖论,可以随意褒贬,不过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近日来更是思想顽固,不大会得通融,所以写出文章来总难合式,我曾经说过,抗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不抗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气,这回又特别“烦恼自取”,想来谈日本的别一方面,其写得不好更是活该矣。其实自己知道不容易谈的东西原可干脆的不必谈,这道理我也明白,但是我们平常多只注意于所谓文化,所见的往往偏于盾的一面,今为补足起见自不能不来谈一下,若其事倍功半,即俗语云吃力不讨好,则本来是早就知道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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