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见了记者先生的编余闲谈,才知道关于我的《碰伤》一篇小文,有那一番小事件。我现在并不敢关于自己有所辩护,只想就记者先生热心的忧虑略有解释罢了。
记者先生替宣传事业担忧,这虽然是好意,但莫怪我说,却实在是“杞忧”。因为宣传本来免不了误解,宣传的人也拼着被误解,或者竟可以说误解是宣传正当的报酬。罗素在《社会结构学》第五讲内说,凡是改进的意见,没有不是为大众所指斥的(原文记不清了)。所以离开了旧威权旧迷信而说话,便是被骂被打的机会,没有什么奇怪。譬如近来谈新文学,人家便想叫“荆生”去打他;谈新道德,人家便说他是提倡“百善淫为先”,都是实例。倘若不止宣传,还要去运动,甚而至于实行,于是他们的报酬也自然更大了。《新青年》上曾载过《药》的一篇小说,《晨报》载过的屠尔该涅夫散文诗内有一篇《工人与白手的人》可为榜样。日本的社会党,苦心孤诣,想替一般穷朋友设法,而穷朋友们又结了什么国粹党,皇国青年会之流,每当他们开会演说,逢场必到,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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