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国文的因缘说起来很有点儿离奇。我曾经在大学里讲过几年国文,可是我自己知道不是弄国文的,不能担当这种工作。在书房里我只读完了四书,五经则才读了一半,这就是说《诗》与《易》,此外都只一小部分。进了水师学堂之后,每礼拜有一天的汉文功课,照例做一篇管仲论之类的文章,老师只给加些圈点,并未教示什么义法与规矩。民国前六年往日本,这以后就专心想介绍翻译外国文学,虽然成绩不能很好,除了长篇小说三部,中篇二部,即《炭画》与《黄蔷薇》之外,只有两册《域外小说集》刊行于世。民国元年在本省教育司做了半年卧病的视学,后来改而教书,自二年至六年这中间足足五十个月,当了省立第五中学的英文教员,至其年四月这才离开绍兴,来到北京。当时蔡孑民先生接办北京大学,由家兄写信来叫我,说是有希腊罗马文学史及古英文等几门功课,可以分给我担任,于是跑来一看,反正那时节火车二等单趟不过三四十元,出门不是什么难事。及至与蔡先生见面,说学期中间不能添开功课,这本来是事实,还是教点预科的作文吧。这使我听了大为丧气,并不是因为教不到本科的功课,实在觉得国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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