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三四月间沈兼士先生来叫我到辅仁大学去讲演。说话本来非我所长,况且又是学术讲演的性质,更使我觉得为难,但是沈先生是我十多年的老朋友,实在也不好推辞,所以硬起头皮去讲了几次,所讲的题目从头就没有定好,仿佛只是什么关于新文学的什么之类,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到了讲完之后,邓恭三先生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这颇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再看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同时北平有一家书店愿意印行这本小册,和邓先生接洽,我便赞成他们的意思,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印了出来也好。就劝邓先生这样办了。
我想印了出来也好的理由是很简单的,大约就是这几点。其一,邓先生既然记录了下来,又记得很好,这个工作埋没了也可惜。其二,恰巧有书店愿印,也是个机缘。其三,我自己说过就忘了,借此可以留个底稿。其四,有了印本,我可以分给朋友们看看,这些都有点儿近于自私自利,如其 ......
非注册付费用户仅能浏览前500字,更多内容,请 注册或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