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大人物之任事也,必先定其目的。三日于菟,其气食牛;江河发源,势已吞海。欲以小成小就而自安,未有不终于失败者也。管子者,以帝国主义为政略者也。虽然,当其初返国也,齐之危乱,岌岌不可终日。既若彼,使魄力稍弱者,以为当此危局,苟还定而安集之,固非易矣!而逞暇更有所冀?譬诸今日之中国,虽好为大言者,未有敢邃侈然以帝国主义为救时之不二法门也。而管子乃异是。
(《大匡篇》)管仲至,公问日:“社稷可定乎?”管仲对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公日:“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又请。君日:“不能。”管仲辞于君日:“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纠,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门。公召管仲,管仲反。公汗出日:“勿已,其勉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日:“今日君成霸,臣贪承命。”趋立于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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