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论者,往往以忠君爱国二事,相提并论,非知本之言也。夫君与国截然本为二物,君而为爱国之君也,则吾固当推爱国之 爱以爱之;而不然者,二者不可得兼,先国而后君焉。此天地之大经,百世侯圣人而不惑者也。泰西之英雄,殆莫不知此义。若我称中国之英雄,其知之极明,而行之极断者,其惟管子乎?吾于其初定谋时见之,吾于其将返国时见之。
当管、鲍、召三人之议奉傅问题也,管子与召忽,盖已豫定其死生去就矣。《大匡篇》记之曰:
召忽日:“百岁之后,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废吾所立,夺吾纠也。虽得天下,吾不生也。”管仲日:“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程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程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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