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
两次郑州会议[2]开得仓促。我那时对中国社会主义如何搞还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讲了一次他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二次就是分三批开会,第一批是一天,最后一批是一天半。这怎么能解决问题呢?那时心里想着早点散会,因为三月份春耕来了。如果要把问题搞清楚,一天两天是不行的。时间短了,只能是压服,而不是说服。那时许多同志找我谈,我打你通,你不通。一两天,怎么能打通呢?庐山会议后,我们错在什么地方呢?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3],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县以下继续贯彻《郑州会议记录》[4]、上海会议的十八条,继续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个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 ......
非注册付费用户仅能浏览前500字,更多内容,请 注册或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