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
干之同志:
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2]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对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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