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年的文字之狱,到清朝末年才被从新提起。最起劲的是“南社”〔2〕里的有几个人,为被害者辑印遗集;还有些留学生,也争从日本撤回文证来〔3〕。待到孟森的《心史丛刊》〔4〕出,我们这才明白了较详细的状况,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
这一两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够令人敬服〔5〕,但它却印给了我们一种好书,曰《清代文字狱档》〔6〕,去年已经出到八辑。其中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门,而最有趣的,则莫如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
冯起炎是山西临汾县的生员,闻乾隆将谒泰陵〔7〕,便身怀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诗》,实则信口开河,在这里犯不上抄录,惟结尾有“自传”似的文章一大段,却是十分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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