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是从日本译《戈理基全集》第七本里川本正良〔2〕的译文重译的。比起常见的译文来,笔致较为生硬;重译之际,又因为时间匆促和不爱用功之故,所以就更不行。记得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3〕的同作者短篇集里,也有这一篇,和《鹰之歌》(有韦素园君译文,在《黄花集》〔4〕中),《堤》同包括于一个总题之下,可见是寓言一流,但这小本子,现在不见了,他日寻到,当再加修改,以补草率从事之过。
创作的年代,我不知道;中国有一篇戈理基的《创作年表》〔5〕,上面大约也未必有罢。但从本文推想起来,当在二十世纪初头〔6〕,自然是社会主义信者了,而尼采色还很浓厚的时候。至于寓意之所在,则首尾两段上,作者自己就说得很明白的。
这回是枝叶之谈了——译完这篇,觉得俄国人真无怪被人比之为“熊”,连著作家死了也还是笨鬼。倘如我们这里的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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