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一样盛大。
而这“革命”还侵入文艺界里了。
最近,广州的日报上还有一篇文章指示我们,叫我们应该以四位革命文学家为师法:意大利的唐南遮〔2〕,德国的霍普德曼〔3〕,西班牙的伊本纳兹〔4〕,中国的吴稚晖。
两位帝国主义者,一位本国政府的叛徒,一位国民党救护的发起者〔5〕,都应该作为革命文学的师法,于是革命文学便莫名其妙了,因为这实在是至难之业。
于是不得已,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6〕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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