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顿报告书〔2〕采用了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国际合作以开发中国的计划”,这是值得感谢的,——最近南京市各界的电报已经“谨代表京市七十万民众敬致慰念之忱”,称他“不仅为中国好友,且为世界和平及人道正义之保障者”(三月一日南京中央社电)了。
然而李顿也应当感谢中国才好:第一,假使中国没有“国际合作学说”,李顿爵士就很难找着适当的措辞来表示他的意思。岂非共管没有了学理上的根据?第二,李顿爵士自己说的:“南京本可欢迎日本之扶助以拒共产潮流”,他就更应当对于中国当局的这种苦心孤诣表示诚恳的敬意。
但是,李顿爵士最近在巴黎的演说(路透社二月二十日巴黎电),却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前途,似系于如何,何时及何人对于如此伟大人力予以国家意识的统一力量,日内瓦〔3〕乎,莫斯科乎?”还有一个是:“中国现在倾向日内瓦,但若日本坚持其现行政策,而日内瓦失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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