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编辑先生:
我常常看《涛声》,也常常叫“快哉!”但这回见了周木斋先生那篇《骂人与自骂》〔2〕,其中说北平的大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而致慨于五四运动时代式锋芒之销尽,却使我如骨鲠在喉,不能不说几句话。因为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张正相反,以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属于“逃难党”的。
周先生在文章的末尾,“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我想,一半是对的。那时的北京,还挂着“共和”的假面,学生嚷嚷还不妨事;那时的执政,是昨天上海市十八团体为他开了“上海各界欢迎段公芝老大会”〔3〕的段祺瑞先生,他虽然是武人,却还没有看过《莫索理尼传》。然而,你瞧,来了呀。有一回,对着请愿的学生毕毕剥剥的开枪了〔4〕,兵们最受瞄准的是女学生,这用精神分析学来解释,是说得过去的,尤其是剪发的女学生,这用整顿风俗〔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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