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厨川白村氏的《苦闷的象征》译成印出,迄今恰已一年;他的略历,已说在那书的《引言》里,现在也别无要说的事。我那时又从《出了象牙之塔》里陆续地选译他的论文,登在几种期刊上,现又集合起来,就是这一本。但其中有几篇是新译的;有几篇不关宏旨,如《游戏论》,《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等,因为前者和《苦闷的象征》中的一节相关〔3〕,后一篇是发表过的,所以就都加入。惟原书在《描写劳动问题的文学》之后还有一篇短文,是回答早稻田文学社〔4〕的询问的,题曰《文学者和政治家》。大意是说文学和政治都是根据于民众的深邃严肃的内底生活的活动,所以文学者总该踏在实生活的地盘上,为政者总该深解文艺,和文学者接近。
我以为这诚然也有理,但和中国现在的政客官僚们讲论此事,却是对牛弹琴;至于两方面的接近,在北京却时常有,几多丑态和恶行,都在这新而黑暗的阴影中开演,不过还想不出作者所说似的好招牌,——我们的文士们的思想也特别俭啬。因为自己的偏颇的憎恶之故,便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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