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事无论大小,只要和自己有些相干,便不免格外警觉。
即如这一回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我因为在那里担任一点钟功课,也就感到震动,而且就发了几句感慨,登在五月十二的《京报副刊》上〔2〕。自然,自己也明知道违了“和光同尘”〔3〕的古训了,但我就是这样,并不想以骑墙或阴柔来买人尊敬。
三四天之后,忽然接到一本《现代评论》〔4〕十五期,很觉得有些稀奇。这一期是新印的,第一页上目录已经整齐(初版字有参差处),就证明着至少是再版。我想:为什么这一期特别卖的多,送的多呢,莫非内容改变了么?翻开初版来,校勘下去,都一样;不过末叶的金城银行的广告已经杳然,所以一篇《女师大的学潮》〔5〕就赤条条地露出。我不是也发过议论的么?自然要看一看,原来是赞成杨荫榆校长的,和我的论调正相反。做的人是“一个女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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