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编定《热风》时,还有绅士们所谓“存心忠厚”之意,很删削了好几篇。但有一篇,却原想编进去的,因为失掉了稿子,便只好从缺。现在居然寻出来了;待《热风》再版时,添上这篇,登一个广告,使迷信我的文字的读者们再买一本,于我倒不无裨益。但是,算了罢,这实在不很有趣。
不如再登一次,将来收入杂感第三集,也就算作补遗罢。
这是关于章士钊先生的——
“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章行严先生在上海批评他之所谓“新文化”说,“二桃杀三士”怎样好,“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便怎样坏,而归结到新文化之“是亦不可以已乎?”〔2〕是亦大可以已者也!“二桃杀三士”并非僻典,旧文化书中常见的。但既然是“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我们便看看《晏子春秋》〔3〕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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