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向来不好与人打笔墨官司。因为打这官司的结果往往是“后息者胜”，而双方亦易流于意气之争。不过读了陈序经先生对于我的《新事论》底批评，（见陈先生的《抗战时期的西化问题》，《今日评论》五卷三期）我觉得特别冤枉，似乎有说几句话的必要。
       陈先生批评我用底方法是：先把我的见解，作一叙述，然后而批评之，说他是矛盾。不过陈先生所叙述底我的见解实在并不是我的见解，只是陈先生以为是我的见解。他叫我替人受过，这是我所以觉得特别冤枉底。按一方面说，陈先生所批评底，既然不是我的见解，而只是他以为我的见解，我本可不负责任。但按又一方面说，《新事论》的初印本，既已绝版，而商务印书馆的印书又不易到内地，读陈先生的文者或不能与《新事论》对看。我所以觉得有说几句的必要。
       陈先生说：“（《新事论》）第一篇是《别共殊》。照冯先生的意见，文化可以分为共同与特殊两方面。所谓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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