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迫达于极度
       康熙帝精力之非凡，近古鲜见。溯自清廷入北京以来，不出数十年，至帝之时，帝国版图，忽然扩大，西限阿尔泰山，东界兴安岭，西藏教王亦来乞封。彼等尝夸示汉人，谓汉唐所未曾有，固非侈言也。即其可称之善政，亦不一端，即免除租税，亦不知几千万。虽然吾人举此等成绩，以颂扬帝之德性，然一方面当又解为发挥满洲全族之能力。然此种能力，非似古代金人之以暴力加于南方，固有种种仁政、种种文化，以大放其光辉，特多数汉种，反觉受一层抑压。有如常人积资巨万，易来贫者之诅咒，对于帝家之异常发展而生反侧之心，亦固其所。康熙六十一年冬，帝颁遗诏于中外，清史家谓百姓哀帝之死，如丧考妣。而别一方面观之，彼等之头上强大之压力，一旦撤去，汉族恢复之运动，在雍正时早露其锋芒。此可从各种之事情，观察而得之也，吾人所得附言者，此种恢复运动，与宗室王公对于雍正起内讧，固相关连而发生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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