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之外患，虽自鸦片之战始，然壬寅立约后，朝野上下，一切如故，初未因外患而有所变革也。因外患而有所变革，自咸丰庚申始，而其事尤极可笑。初则以禁洋人入广东省城启衅，而有《天津和约》，继则以禁洋人入北京启衅，而有《北京和约》，而增开口岸，
       《咸丰八年中英续约》第十款：“长江一带各口，英商船只俱可通商。惟现在长江上下游均有贼匪，除镇江一年后立口通商外，其余俟地方平靖。大英钦差大臣与大清特派之大学士尚书会议，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选择不逾三口，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第十一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已有《江宁条约》旧准通商外，即在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府城门，嗣后皆准英商亦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船货随时往来。至于听便居住、赁房、买屋、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坟茔等事，并另有取益防损诸节，悉照已通商五口无异。”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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