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交,士习之坏,前已言之。然其间亦未尝无殊尤卓绝之士,不为科举利禄所惑,而以道德经济、气节学术为士倡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颙、颜元等,皆以明之遗民,为清之大儒。其思想议论,皆有影响于后世。而世之论者,或多其反对明儒,或矜其昌明古学,且若其所就不迨乾、嘉诸子之盛者。实则清初诸儒之所诣,远非乾、嘉间人所可及。乾嘉间人仅得其考据之一部分,而于躬行及用世之术,皆远不迨。其风气实截然为二,不可并为一谈也。
诸儒之学,其功夫皆在博学,
《梨洲先生神道碑》(全祖望):“忠端之被逮也,谓公曰:‘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读《献征录》。’公遂自明十三朝实录,上溯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归宿于诸经。既治经,则旁求之九流百家,于书无所不窥者。……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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