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世之历史与上世、中世之区别有三：（一）则东方之文化无特殊之进步，仅能维持继续为保守之事业，而西方之宗教、学术、物质、思想逐渐输入，别开一新局面也；（二）则从前之国家，虽与四裔交往频繁，而中国常屹立于诸国之上，其历史虽兼及各国，纯为一国家之历史。自元、明以来，始与西方诸国有对等之交际，而中国历史亦植身于世界各国之列也；（三）则因前二种之关系，而大陆之历史变而为海洋之历史也。三者之中，以海洋之交通为最大之关键，故欲知晚明以降西方宗教、学术输入之渐，当先观察元、明时海上之交通焉。
       海上交通，为东西两方之共业，而其性质又分为君主与群众之两动机。当元世祖时，专务远略，已屡遣使招谕海外诸番。
       《元史·马八儿等国传》：“世祖至元间，行中书省左丞索多等，奉玺书十通，招谕诸番。”“十六年，遣广东招讨司达噜噶齐、杨庭璧招俱蓝。”“二十三年，海外诸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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