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上海以后，并没有在男学校教过书。我在山东，对付学生，觉得还好。到上海后，我惴惴然怕对付不了这班男学生。
       况且我的职业，已命定我当新闻记者的了，我不能再分一半力量，来做教书先生。而且我立志也不愿教书，这不过变相的冷板櫈而已。
       况且我青年失学，读书甚少，就我所学，也不足以为人师，仗一点小聪明，并无真学问，古训所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倒服膺龚定庵这句持，“但开风气不为师”。
       至于在女学校教书，她们既不讨厌我，我也就我所知的和她们讲解，觉得很有兴味，而且女子往往别有慧心，较男学生聪明。在我所教的三个女学校中，以城东女学校教得时间最长，民立女中学次之，女子蚕业又次之。此外上海当时还有两个著名的女学校，一为务本女学，一为爱国女学。这两个女学校，我不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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