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到了时报馆，从事于记者生涯以后，我是决计放弃了教书工作了。我自从十七岁父亲故世后，即开门授徒，做了一个小先生，一直处馆教书，坐热了那只冷板櫈。以至脱离私塾制度，又踏进了新式教育，什么吴中公学社咧，又是山东青州府中学堂监督咧，真是“人之患，在好为人师”。这一回，到了上海来，上海也正在各处兴办学校，一到上海，就有人来请我去当国文教员，我实在对此厌倦了，便一概加以婉辞。
       然而到底不能脱去这个范篱，第一个破我戒的，便是史量才。量才在西门外高昌庙地方，开了一座女子蚕业学校，除了养蚕时期，女学生都要服务以外，其余时间，便同别的女学校一样，只不过加一点与蚕桑有关系的学科而已。他是常常到时报馆息楼里来的，时报馆的几位编辑先生，如陈景韩，雷继兴、林康侯等被他拖去教书了，我初到时报馆，他便以我为鹄的了。
       我起初拒绝他，我说：“我已教了十余年书了，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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