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年，我又从南京回到上海来了。原来蒯礼卿先生在上海有金粟斋译书处的组织，派我和汪允中到了上海。先是在一二年前，侯官严又陵先生，翻译出了一部斯宾塞尔“天演论”，震动了中国文学界，好似放了一个异彩。这位严先生，本来是考送到英国去学梅军的。他是福建人，直到如今，好似福建人习海军是有传统的。回到中国，中国那有什么海军，严先生一无用武之地，他自己便研习起文学来了，所以他的文笔是很好的。
       他为了沟通中西学术，便从事翻译，天演论一出版，这个新知识传诵于新学界，几乎人手一编。第一是他的译笔典雅，他曾说：译外国书有个三字诀，便是信、达、雅。他既说到此，自然便循此三字而行。创立名词，如天演论中的“天择”“物兢”之类，亦至为切当。那个时候，白话文还不曾流行，什么人读书、写文章，都要用文言。即如以后提倡白话文的鲁迅、胡适，最初作文译书，也用文言的。就因为他们译笔好，所以在当时的那两位福建先生，严又陵与林琴南，在文坛上走红。
  ......

   非注册付费用户仅能浏览前500字，更多内容，请 注册或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