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在君在上海南洋中学教了一年书。他在这一年中,用生物演进的观点写了一部很好的“动物学教科书”。他的扬子江、芜湖以下的地质调查,好像也是这时期调查的。这一年,他把他的四弟文渊带到上海。文渊那时十四岁,“没有进过学校,没有学过英文,无法考入上海的中学,只好进了当年同济的附属德文中学。”文渊的自述如此(见他的《文江二哥教训我的故事》,香港《热风》半月刊二十二期,1954,8月1日),使我们回想,如果在君当年没有被龙知县救援出来,他的一生事业也许会被埋没在那个风气闭塞的泰兴县里了。
民国二年的二月,在君到北京,做工商部矿政司的地质科科长。那时张轶欧先生做矿政司司长,他是一位有远见的人,认识地质学的重要,在君和章鸿钊、翁文灏,都是他先后邀到工商部去的。张轶欧的计划是要筹办一个中国地质调查所。但当时中国缺乏地质学的人才,一般人士对于地质学的重要,毫无认识。当时北京大学因为地质一门招不到学生,竟把原有的地质门停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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