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甫到白居易,这一百年(七五〇—八五〇)是唐诗的极盛时代。我在上章曾指出这个时期的文学与开元天宝盛时的文学有根本上的大不同。前一期为浪漫的文学,这一期为写实的文学;前者无论如何富丽妥帖,终觉不是脚踏实地;后者平实浅近,却处处自有斤两,使人感觉他的恳挚亲切。李白、杜甫并世而生,他们却代表两个绝不同的趋势。李白结束八世纪中叶以前的浪漫文学,杜甫开展八世纪中叶以下的写实文学。
天宝末年的大乱使社会全部起一个大震动,文学上也起了一个大变动。故大乱以前与大乱以后的文学迥然不同。但话虽如此说,事实上却没有这样完全骤然的大变。安史之乱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乱后的文学新趋势也不是一天造成的。即如杜甫,他在乱前作的《兵车行》《丽人行》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已不是开元盛日之音了。不过他的天才高,蕴积深,故成就也最大,就成为这时期的开山大师。其实大乱以前,已有许多人感觉当日的文学的流弊,很想挽救那浪漫不切实的文风归到平实切近的路上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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