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战以后,明白时势的人都知道中国有改革的必要。这种觉悟产生了一种文学,可叫做“时务的文章”。那时代先后出的几种“危言”,——如邵作舟的,如汤寿潜的,——文章与内容都很可以代表这个时代的趋势。到一八九七年,德国强占了胶州,人心更激昂了;那时清光绪帝也被时局感动了,于是有“戊戌变法”(一八九八)的运动。这个变法运动在当日的势力颇大,中央政府和各省都有赞助的人。但顽固的反动力终究战胜了,于是有戊戌的“政变”。变法党的领袖是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谭嗣同与同志五人死于政变,但他的著述,在他死后仍旧发生不少的影响。康有为是“今文家”的一个重要代表,他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等书,在这五十年的思想史上,自有他们的相当位置。他的文章虽不如他的诗,但当他“公车上书”以至他亡命海外的时代,他的文章也颇有一点势力,不过他的势力远不如梁启超的势力的远大了。梁启超当他办《时务报》的时代已是一个很有力的政论家;后来他办《新民丛报》,影响更大。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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