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且不说这种“比较的文学研究”可以得到的种种高深的方法与观念,我且单举两种极浅近的益处:
(一)悲剧的观念——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念。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现今戏园里唱完戏时总有一男一女出来一拜,叫做“团圆”,这便是中国人的“团圆迷信”的绝妙代表。有一两个例外的文学家,要想打破这种团圆的迷信,如《石头记》的林黛玉不与贾宝玉团圆,如《桃花扇》的侯朝宗不与李香君团圆;但是这种结束法是中国文人所不许的,于是有《后石头记》、《红楼圆梦》等书,把林黛玉从棺材里掘起来好同贾宝玉团圆;于是有顾天石的《南桃花扇》使侯公子与李香君当场团圆!又如朱买臣弃妇,本是一桩“覆水难收”的公案,元人作《渔樵记》,后人作《烂柯山》,偏要设法使朱买臣夫妇团圆。又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写的本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两句,元人作《青衫泪》,偏要叫那琵琶娼妇跳过船,跟白司马同去团圆!又如岳飞被秦桧害死一件事,乃是千古的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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