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九日早晨六点多,船到了广州,因为大雾,直到七点,船才能靠码头。有一些新旧朋友到船上来接我,还有一些新闻记者围住我要谈话。有一位老朋友托人带了一封信来,要我立时开看。我拆开信,中有云:“兄此次到粤,诸须谨慎。”
我不很了解,但我知道这位朋友说话是很可靠的。那时和我同船从香港来的有岭南大学教务长陈荣捷先生,到船上来欢迎的有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吴康先生,教授朱谦之先生,还有地方法院院长陈达材先生,他们还不知道广州当局对我的态度。陈荣捷先生和吴康先生还在船上和我商量我的讲演和宴会的日程。那日程确是可怕的!除了原定的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各演讲两次之外,还有第一女子中学、青年会、欧美同学会等,四天之中差不多有十次演讲。上船来的朋友还告诉我:中山大学邹鲁校长出了布告,全校学生停课两天,使他们好去听我的演讲。又有人说:青年会昨天下午开始卖听讲券,一个下午卖出了两千多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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