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俄战争(一九〇四——〇五)以后,中国革命的运动一天一天的增加势力。同时的君主立宪运动也渐渐的成为一种正式的运动。这两党的主张时常发生冲突。《新民丛报》那时已变成君主立宪的机关了,故时时同革命的《民报》做很激烈的笔战。这种笔战在中国的政论文学史上很有一点良好的影响,因为从此以后,梁启超早年提倡出来的那种“情感”的文章,永永不适用了。帖括式的条理不能不让位给法律家的论理了。笔锋的情感不能不让位给纸背的学理了。梁启超自己的文章也不能不变了;《国风》与《庸言》里的梁启超已不是《新民丛报》第一二年的梁启超了。自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这十年是政论文章的发达时期。这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钊。章士钊曾著有一部中国文法书,又曾研究论理学;他的文章的长处在于文法谨严,论理完足。他从桐城派出来,又受了严复的影响不少;他又很崇拜他家太炎,大概也逃不了他的影响。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谨严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与严复最接近;但他自己能译西洋政论家法理学家的书,故不须模仿严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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