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援引法家渗入儒学，以使用威权作为他施政的主要手段，我当然曾谈到的。他之所以极力主张使用威权，当然在实行他的“综合考核名实，有功必赏，有罪必罚”的一贯主张，而他所处的时代环境的客观条件，也有以使他不得不从使用威权的这一条途径。自从明世宗崇信道教以来，对于监狱的囚犯极力主张宽容厚道；对于犯罪较轻的罪犯固然不必论究了，即对于触犯刑律罪在不赦的重罪，就如杀人抢劫悖逆叛乱的各种罪犯，也有许多不依照惯例按照年度处决，有时甚至滥施法外之恩，特别赦免。刑罚的不公正已经达到了极端，那些懦弱的人靠什么而所受的冤屈难得昭雪，那些强悍的人又有什么畏惧而不肆无忌惮的呢？张居正深知这一弊端，所以在治理囚犯上就极力主张从严处治，借此以纠正以前的错误。他关于这一方面的见解，具体表现在《论决重囚疏》的奏疏上，在万历五年（1577年），神宗将要举行大婚的时候，慈圣皇太后李氏下令暂时赦免执行刑罚，张居正于是乘机上呈这份奏疏来极力劝谏从严处治。张居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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