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自柄政以还，本信赏必罚之方针，行综核名实之政治，用意惟在发扬国力，整饬官方，意美法良，可以想见。无如玩愒之习，久染成风，骤予改弦更张，自易引起反响。是以未几而风波突起，百僚因不便于治术之严明，竟群起而施以公开之攻击。弹章叠上，信口雌黄，其居心盖欲谮愬于幼主两宫之前，必欲去公而后快。以公个性之刚强，政见之坚决，固尝以适宜之处置，杜反对之企图。顾其以一人之身，而为众怨之府，其处境愈艰，而其用心亦愈苦矣。
       此次风潮之起因，据《明史》所述，谓系由于“居正以御史在外，往往凌抚臣，痛欲折之，一事小不合，诟责随下，又敕其长加考察”（江陵本传）。究其实，则江陵此举，盖以杜言官挟权掣肘之风，防疆吏贿赂取容之弊，统筹并顾，所以防其渐也。乃给事中余懋学竟率尔上疏，请行宽大之政。公以其不明微旨，第免职示儆而已。万历三年，御史傅应祯又上疏请开言路，为懋学鸣不平，旋被谪戍。于是科道诸臣严用和、刘天衢、徐贞明、李祯、乔严等，又纷纷上疏，为应祯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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