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非以理财名家，其视荆公之创法设官，积极以发展国家经济为务者，固自微有不逮；然其理财政策，惟在“苏国民之困而增其富，乃就其富取赢焉，以为国家政费”（见本书第五编《王荆公传》），则适与荆公不谋而合。公屡诫神宗以节用爱人，并谏止营造，争停织造，请蠲逋赋，其详已见前述（见本编第九章），其意固非止望神宗以尧、舜之君，而实欲以苏国民之困也。盖“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圣训昭垂，颠扑不破，理财之道，舍此安适？故公之理财政策，除以节用爱民之道时时进谏外，尤致意于国计之开源节流，与夫民生之安居乐业。其事迹之垂于简策，历历可考者，约有左列诸端：
       一曰严清丈也。万历七年十一月公奏准诏度民田，谓：“高皇帝（太祖）时天下土田八百五十万顷。至弘治十五年已减二十七万。岁久滋伪，弊孔百出，有所谓飞诡者，影射者，养号者，挂虚者，过都者，受献者。久久相沿，豪民有田无粮，穷民摊派受病矣。民穷逃亡，势又不得不请减额，而国课日以益亏。”（见周圣楷所撰公本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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