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之论者，于人治法治两途每持极端之论调，误以其为绝不相容：持人治主义者，辄以法治易流于刻薄寡恩之弊；持法治主义者，又以人治难免于舞文弄法之讥。实则二者固系相辅而成，未可或有偏废。盖以人治之利在于富有弹性，每足以济法治之穷；法治之长则在公正无私，更足以补人治之短。而况良法莫由自举，惟恃人之善于推行，始获倍彰其效；良吏非必天生，惟赖法之善于将持，始克敬恭厥职。孟子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者此也。江陵深明斯旨，故其为政虽一本法治之精神，而于吏治与用人固亦斤斤致意。其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之政治主张，于此因亦获得具体之表现。关于此点，《行实》曾有如左之记述：
       太师……自登仕籍，伉厉守高，不植党与。既入政府，调剂宇内，遂杜绝私门，戒阍者无敢通一刺，为人造请。已诸公咸亮其特介，不为私谒……百司庶府，罣于吏议者，即不挠法回芘，终能自效，寻复振之。襟度汪夷，不憙苛察，不以一眚掩大节，有人指摘细过，置而不问；独于人劳勚记存不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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