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以一儒者而掌握政权，军事自非所素习；然生当乱世，内忧外患交迫而来，欲图安内攘外之功，固非整军经武莫办。当时名将如李成梁、戚继光、俞大猷辈，虽亦久历戎行，熟谙军事；然究皆战将之材，第足资冲锋陷阵之用而已。至若攻守之方略，进退之机宜，自仍有待于中枢之指示。而公以最高统帅之资，擅沛公将将之术；其于诸将，所以重用勤教而严核之者，规模一如其在行政上之于僚佐者然，而整齐严肃，且犹过之。《行实》曾有如左之记述：
       往者将权不重，功罪赏罚不核，又或苛细使人不得展布。凡有罪当诘问，辄以武弁当之。人视将士易与，将士亦以此自轻，不复振耳。今上审定庙谟，假督府一切便宜，不数易置，时时出玺书金绮相劳。有壮猷宿望已数破虏者即赐召还，不欲尽竭其力，每三年遗重臣出巡边计成功。大将军进退予夺皆取自上意。下至偏裨，亦皆假重事权为之。罢监军使者，令文吏毋得摧沮。又赐将士养廉田，出帑金数十万劳军。谓建议者与受事者多意见不侔，往往诏建议者即经略其事。大将军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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