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丁明室由盛转衰之会，承嘉、隆内忧外患之余，其当前之任务，厥在转移时势，奠定邦基；而其惟一之政治主张，则系以儒者之立场，采法家之精粹，毅然以革旧维新为职志，而以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为旨归。至其所以持此主张之理由，当以李氏岳瑞言之为最审。其言曰：
       赵宋以来，儒学愈盛而群治愈衰，道德日昌而国势日弱。一二豪杰之士，不为世运之所转移，而特立独行，放大光明于政法之历史。若宋之王荆文公，若明之江陵张文忠公，其学术治术，大都以儒为表，以名法为里。盖未有专师荀、孟、程、朱之家法，而可达致君泽民之志者也。（见本书第四编《李卫公传》）
       惟其然也，故江陵不惜殚毕生之精力，以求其政治主张之实现；其于嘉靖时所上《陈时政疏》，及隆庆时所上《陈六事疏》，固已略发其凡；及其柄政以后，更复身体力行，始终弗懈。其任劳任怨生死不渝者以此；其甘冒重嫌备遭攻击者亦以此。其生不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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