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援法入儒，以用威为其施政之主要手段，吾固尝屡言及之。其所以力主用威者，固在实行其“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之一贯的主张，而其时代环境之客观条件，亦有以使其不得不出于用威之一途。盖自世宗崇信道教以还，对于狱囚力主宽厚；其于轻囚固无论矣，即对于触犯刑章罪在不赦之重囚，如杀人越货忤逆悖乱诸犯，亦多不依例按年处决，有时甚或滥施法外之恩，曲加赦免。刑罚之不公既至此极，则彼懦弱者何恃而不冤沉海底，彼强悍者又奚惮而不横行无忌者哉？江陵深知斯弊，故于治囚乃力主从严，借以矫正前失。其关于此一方面之见解，具见于《论决重囚》一疏，盖当万历五年神宗将次大婚时，慈圣太后谕令暂免行刑，公乃乘机上此疏以力争也。公之言曰：
       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赏予夺，皆奉天意以行事……若弃有德而不用，释有罪而不诛，则刑赏失中，惨舒异用，非上天所以立君治民之意矣。……夫文王视民如伤，古所称仁圣之主，而于此等（不孝不友）之人，亦必刑之而无赦者，良以为恶之人，彼自蹈于刑辟，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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