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第四册和第五册的自序中，我提出了关于哲学史方法论的几点意见，现在将要出版的第六册是自觉地照着那些意见写作的。在实践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的那几点意见基本上还是不错的，但有一点需要加以说明。
       在第五册序文中我说："每一个时代思潮都有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成为讨论的中心。"我的哲学史工作向来是注重于对于狭义的哲学问题的讨论。在30年代，我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出版时，我就自己说，我的书是哲学多而历史少。当时在学术界引起了一番辩论。有的人认为，哲学史不应该限于狭义的哲学。有人说，应该限于狭义的哲学，如果不是如此，那就是学术史或思想史了。当时确有些人把他们的类似哲学史的著作称为学术史或思想史。现在这本《新编》第六册没有指出什么真正的哲学问题是这个时代思潮所讨论的中心。这一册《新编》看起来好像是一部政治社会思想史，这种情况是有的，但这不是由于我的作风改变，而是由于时代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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