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号召整理国故影响颇大，而他带头整理国故的实践比理论号召的影响更大。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也可以说是一部“专史式”的整理国故的著作——前面已经说过。这里要说的是胡适对于中国古史的考证及“疑古精神”的提倡。
1919年7月，孙中山先生及其助手们在上海筹创《建设》杂志，廖仲恺先生曾接连寄书胡 适，一再“企候鸿文”，很希望胡适“赏光寄篇大文”。10月，胡适为上海的《星期评论》写了一篇整万字的《谈新诗》，《建设》的廖仲恺便有些羡慕，又驰书催胡适寄稿，① 11月8日胡适就写了一封讨论“井田制度”的信寄给廖仲恺。于是，在《建设》杂志上，他与廖仲恺、胡汉民、朱执信、季融五等人书信往还，展开了一场关于“井田制度有无”的专题讨论。②
井田制度是传说的我国殷周时代的一种土地制度，最早见于《孟子•滕文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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