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丁西林等人于1929年3月又组一个“平社”，准备办一个《平论》周刊，未成；后又拟出一部书，总题为“中国问题”，每人任一方面，并有了明确的分工，① 但也不见结果。恰好因《新月》谈人权谈出麻烦来了，胡适的中国公学校长虽然没有明令撤职惩处，却也给学校惹了麻烦，他只好引咎向校董会辞职。《新月》呢？更麻烦，隔几个月才又出了一期，不死不活。胡适与同人等议论改弦更张，另换题目，便讨论“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为了不再惹麻烦，大家认为必须先写一篇“概括的引论”，以便向社会各界自然也向当局表明《新月》同人对中国问题的“根本态度”。
       还是由胡适先出马，大家公推他来写这篇引论。于是，由胡适起草，经大家讨论，在《新月》第2卷10号上发表了《我们走那条路》一篇皇皇大文。② 这头一炮放得颇为奇特，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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