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近二千年的君主专制，创建了中华民国，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胡适对此起初也不甚了了，他在海外得知武昌首义的消息自然也非常关注，并曾讥刺受命于清廷的袁世凯“真是蠢物可鄙”，然而，他最关心的还是在汉口的大哥与明侄以及自家在汉口的店业。① 待到辛亥革命的周年纪念日，绮色佳天雨朦胧，秋风萧瑟，这时胡适经过美国民主共和政治生活的陶冶，对已建立的民国便油然而生“悠悠之思”了。这一年，胡适在致胡绍庭信中说：“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首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己耶１欢欣鼓舞之情跃然纸上，且表示“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②
       然而，胡适却把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功劳全记在坚持改良主义的保皇派梁启超名下。他认为梁启超是“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思想界，15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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