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十，引刘彝语。 大凡引进一种新思想、新事物，在立名问题上大抵不离这样两种形式：一是根据旧思想去理解新名词，一是借用旧名词去附会新思想。根据本章前两节的介绍，宋学繁荣期宋儒对佛学的吸收，以禅宗为代表的佛学在实现文字化、儒学化的过程中，无论是援佛入儒，还是引儒释佛，均不离这两套路数。如张、程之论“定性”，属于前一种；契嵩之以《中庸》为“性命之造端”，则属于后一种。但旧思想、旧名词既属儒家传统文化之所原有，这样做的结果，也就容易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新来的或外来的东西，本来就是中国所固有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便是“体”、“用”这一对范畴，以经义为“体”，以治世为“用”，一直被当作儒家的传统教条所使用，如胡瑗门人所引以自豪的便是其师“经义”、“治道”两斋而倡“明体达用”之学。 但是据北宋晁说之《儒言·体用》篇，“体用”之学，正乃从释氏常语中来。他说：
       《景迂生集》，卷十三。 经言体而不及用，其言用则不及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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