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蔡文志》《白虎通义》皆以“五常之道”释“五经”，骤视其言，嫌于比附，肤廓无当。然吾人欲于经义下一总解，实又无以易之。儒者出于司徒之官，人伦之教，其基础也。经学之要义，能外于五常之道败？故就经学之影响言，乃一整体之经义，非可以专就一经言也。其中亦有偏胜，可得言焉。西漠之经学，可谓之《春秋》时代之经学也。盖汉代一统，须有其政治哲学，法家尊君卑臣，宜若可也，然其不重教化而废礼义，知尊国家而不重民志，可以圆强而不可以安国，故《春秋》兴焉。《春秋》之义，王者无外，人臣无将，既足以建强有力之政府，而又能尊重民意，于漠代政治社会，最为通宜。此汉人所以谓“《春秋》为汉制作”也。宋代之经学，《四子书》时代之经学也。佛学自汉输人中国，汉末道教亦兴。魏、督、南北朝佛道皆盛，其时儒学虽微，尚足与抗。隋、唐以后，佛法大盛，道教亦为李唐国教，当时几无谓儒学。宋儒欲中典儒学，不得不宏义理。初猎出入于《易传》《中庸》《乐记》，而无统绪。自程子提倡《大学》，朱子作《大学》《中庸》章句、或间，与《论语》《孟子》集注，合为《四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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