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锡瑞云：“《诗》为人人童而习之之经，而《诗》比他经尤难明。其所以难明者，诗本调涌，非同质言，前人既不质言，后人何从推测？就诗而论，有作诗之意，有赋诗之意。郑君云‘赋者，或造篇，或述古’，故诗有正义，有旁义，有断章取义。以旁义为正义则误，以断章取义为本义尤误。是其义虽并出于古，亦宜审择，虽尽遵从。三家亡，而《毛傅》孤行，亦简略，犹申公傅《诗》，疑者则弗传，未字字解释。后儒作疏，必欲求群，毛所不言，多以意测，或毛义与三家不异，而强执以为异，轨途既别，满合无由。”皮氏所言，实治《诗》之大难也。《毛诗》故训，多与《尔雅》扶同。孔子言“多识于兽草木之名”，故治《诗》必先通训。训故名物之外，则为礼制、古韵，此亦清儒之所长也。其成书者，若陈启源《毛诗稽古编》，胡承珙《毛诗后笺》，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毛诗傅疏》。探辑三家者，则有陈乔枞《鲁韩逍说考》，与《注疏》同为治《诗》之要籍焉。然古所谓诗者，与乐相依为用，《乐》亡而《诗》存，其移风易俗之效，始专资于竹帛。自孔子论《诗》，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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