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义者，最早为孟子。《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机》、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骨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盖孔子假史文以着义，而寓一王大法于史事之中，故孟子比孔子作《春秋》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以孔子作《春秋》，继舜、禹、汤、文、武、周公。赵注《孟子》，以素王义释之，空设一王之法，即《孟子》“有王者起，必来取法”之意耳。先生曰：“孟子明言孔子作《春秋》，则《春秋》是作而非述。孟子明言其事、其文、其义，则《春秋》重义不重事，是经而非史。盖史者，据事直占，为其事而止。经则以义为主，凡所纪之事，皆以明义，苟无当于义者，虽大事不悉书，苟可以见义者，虽小事必具録、此《春秋》之为经，所以与史异也。自古文学兴，直以《春秋》为纪事之史，且以《左氏》五十凡皆周公旧典，孔子据以笔削，则是孔子之于《春秋》，但有钞録校勘之势，不可谓之作。且时日不详，始末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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