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云：“《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则听受施行者弗晓。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后可知也。”古今异言，故治《尚害》者，必资于训。故清儒之学，于《诗》《书》《礼经》，所得独多。蒙先生之论曰：“盖三百年间之经术，指清学而言。其本在小学，其要在声部，其详在名物，其道最适于《诗》《书》。”然章先生言《尚书》经清儒训释以后，其可通者，亦十之七八而已。儿宽见汉武帝，语经学，武帝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间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明汉初诸大师《尚书》之学，不徒说解文字，而自有其闳深之义理在也。今伏生《尚书大传》残不具，不能究明其义，吾所谓最初之《尚书》学者，盖久已失其传焉。宋蔡沈作《害集传》，于《尚书》之义，犹有所明。其言曰：“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载此书，而浅见薄识，岂足以尽发蕴奥？且生于数千年之下，而欲讲明于数千年之前，亦已难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执中，、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渴、周武相傅之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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