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接受友人的建议，于1942年2月起始翻译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那时我不自量力，既对于与席勒美学思想有密切联系的康德哲学缺乏研究，又没有翻译哲学著作的经验，便拿起笔来译这部书，的确是一件冒昧而近于荒唐的事。翻译前几封信时，还比较顺利，到第十一封信以后，原文越来越枯燥，内容越来越抽象，译时困难丛生，仿佛感到原作者也在为他思考的问题痛苦地绞着脑汁。在技术方面，对于席勒当时运用的术语更不容易找到恰当的译词。又如Spiel（游戏）、Form（形式）、Schein（假象）等日常惯用的词汇，席勒都赋予更为高深甚至与一般理解相去甚远的含义。这些字用通常译法译出，很难表达出它们在《书简》中的重要意义；若另觅译词，又恐发生曲解。虽然遇到许多不容易克服的困难，但是我在教书和写作的余暇、敌机日夜空袭的干扰下，还是在一年内断断续续把27封信译完了。译完后，自知这是一件失败的工作，便把译稿放在故纸堆中不敢问世。时过40年，几经变乱，不少心爱的图书、信札或途中失散，或室内遭灾，而这一束欲弃未能的旧稿却安然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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