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所以立言也。故文之至者，必适如其意之所欲言，而无过与不及。意之所欲言者，约有二端：曰理曰情。就一己所知之理，而宣之于口，笔之于书，称我喜怒哀乐之情，而缀辞以写之，若披肝胆以示人，令人之读我文者，亦无不明我之理，感我之情，此文之用也，亦即文之至也。然凡事凡物，莫不有理，处常处变，莫不有情，繁赜奥曲， 其无不曲当。以适如乎意之所欲言，亦岂易为者。居今日而读古人文字，则于情理之达，觉近世不如唐宋，唐宋不如两汉，两汉不如周秦，愈古则愈澈，非文有古今之殊也，其所以运笔者异也。
       笔之为用，达意而已。顾自孔氏有“辞达而已”一语，枵腹浅陋者，殆无不藉为口实，以为义法不足重也，辞采不足尚也，达而已矣，他何所求？不知孔子之所谓达者，果如斯而已乎！《易传》、《春秋》，孔子之文也。然其言玩之若近，寻之益远，陈之若肆，研之益深，不特当日游夏不能赞一辞，即统古今之能文者，亦莫赞一辞。此文之至也，亦即辞之达也。夫意有浅言之而不达，深言之而乃达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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